“天下四聚，西则汉口”。自清乾隆元年（1736年）修建汉口天宝巷石级码头到道光年间“廿里长街八码头，陆多车轿水多舟”，汉口沿江至咸丰末年（约1860年）上起硚口，下至江汉关建成的码头有60余处，见证了汉口水运“大时代”的到来。有码头的地方,自然就有江湖。不同籍贯和行业的商贾云集汉口各大码头，抱团争生意、打码头，商味、强悍、义气及地域文化交融。“五方杂处”的客旅“以舟为市”，上岸打拼后形成了新安街（徽州）、西关帝庙（山西）、宝庆码头（湖南宝庆）、花楼街（江西）、万寿宫（广东）、黄陂街（湖北黄陂）、天门墩（湖北天门）、鄂城墩（湖北鄂州）等等地域色彩鲜明的移民社区，一生所求，不过图个安身立命之所。
清初四大商业都会之汉口
专用码头的专业人士明末清初，汉口凭水运兴盛，各地商帮云集，“人烟数十里，贾户数千家。千樯万舶之所归，货宝奇珍之所聚。”汉口的江河码头，著名的有宝庆码头、龙王庙码头、米厂码头、集驾嘴（接驾嘴）码头、武圣庙码头等；著名的街巷码头有黄陂街码头、四官殿码头、花楼街码头，洪益巷码头、大董家巷码头等。汉口码头船帮林立，以硚口到小河口一带停泊的船只，形成宝庆帮、咸宁帮、黄州帮、荆州帮、江宁帮、徽州帮等帮口。
龙王庙公园内的汉口源点
汉口开埠（1861年）前后，汉水沿岸从硚口至集家嘴一线，大大小小近30个码头上，皆由码头大头佬、小头佬统领着码头夫，按照帮口势力与宗派范围，搬运货物，起坡下坡，不得有一点超越，“码头大小各分班，划界分疆不放宽。”随着码头的专业化和分工形式的固定，产生了封建特色的行业准则和阶层。
汉口码头作业的码头夫
流通巷系当年的大码头，头佬有刘文雄等“八大罗汉”，麾下有100多号码头夫。起坡货物多为大宗食油与皮油。旧时装油用的是以竹篾作骨架编成的油篓。油篓内外糊以油纸，再用桐油反复涂抹得严实了，每只可装油一百多公斤。挑码头的两人一组，一前一后，边吆喝着，边朝岸坡上走去。
昔日汉正街的临河码头
沈家庙也是一个大码头，近临药帮巷，头佬胡玉清率诸码头夫主要起坡中药材，服务于汉帮、浙帮、江西帮、咸宁帮经营的药材行号。这些中药材包，每包少则１５０公斤，重则多达400公斤。从岸坡到船头，搭两块跳板。由于货物沉重，挑码头的号子亦沉闷压抑，两张跳板弯成两张弓，两个挑码头的腰板子也弯成两张弓。除药材外，沈家庙码头还兼代搬运附近槽坊的酒，那硕大的酒坛子，搬运起来，也够壮观的。
1868年《续辑汉阳县志》汉口镇地图
集驾嘴下码头的头佬李大汉统领80多个码头夫，起坡货物多系湖南新化驳船来之煤炭，另有汉阳、黄石等地的石灰。大新码头的头佬叫童麻子、姚老大，统领码头夫50来人，起坡货物系小量药材、煤炭与石灰；萧家巷分大小两码头，头佬萧月生和姚大喜，大码头起坡主要起坡湖荡运来的芦柴，小码头起坡江西的瓷器。
流通巷与沈家庙、集驾嘴码头等
大水巷码头起运棉花，头佬是杨花子，手下80多个码头夫。主要起坡从老河口运来的夹子花、汉川的砣子花、天沔的土色花，每包重约180斤，搬运时不用扁担绳索，皆由码头夫肩扛背驮。
大水巷、永宁巷、五彩巷、石码头等
永宁巷、五彩巷、石码头，主要起坡由荆门、天门、襄樊等地运来的粮食，这些粮食都进入坡上的永丰、顺义等八大粮行，再分销市内。这几个小码头，头佬是李凤山、刘正大。这两个人除了在码头当头佬，还经营着茶馆业务。
最初的青帮以码头漕运为生
码头上的大头佬，通常是身着白裤褂，腰系黑飘带，头戴大礼帽，能武善打，威振一方，坐地分成。头佬下有扁担名额的搬运工，每搬扛一天货物，按码头当天收入，由头佬按份分钱，每人三五银元不等。无扁担名额“拉洋荒”的临时工，辛苦一天分不到块把钱。但若想补上一条扁担名额，须向头佬交付二三百银元的扁担费，江汉关以下卸洋货的码头，甚至需交六百银元。费用之高，几乎断绝了外人“拉洋荒”的可能。
洪门是天地会的分支和别称
码头大头佬大多不是青帮就是洪帮头佬，煽动码头夫操起扁担撬扛相互拼命。比如“黄孝帮”用的是两头翘的木质“树扁担”，两头都有两颗铁钉，对手“下江帮”的武器则是竹杠子，一头绑上斧头。为了活命，人们只有拼命。这就是汉口的“打码头”。
各帮会馆竞豪雄有了码头，就会有争斗，同乡、同行、同路者抱成一团，结成“帮”的共同体，建立会馆。为“争活路”、“争地盘”，患难与共，生死不计，为的是维护共同的利益。
清末汉口会馆分布，宝郡会馆即宝庆会馆
从分布看，汉口的会馆主要沿汉水、旧玉带河、长江带状分布，并向长江、铁路、租界方向扩张。据《夏口县志》所载，汉口开埠前可知建置年代的会馆、公所即达46个，如新安公所、徽州会馆、江苏会馆、福建会馆等。
宣统年间会馆分布密度
据1912年成立的汉口各会馆、公所联合会的调查统计，汉口一带会馆公所确有建设年代者有123所，年代不详者56所。其中绝大多数集中在汉正街一带，比较著名的有宝庆会馆、江西会馆、山陕会馆、新安书院（徽州会馆）等。
山陕会馆（关帝庙）全图
这些会馆、公所多由同乡或同行建立，藉此联络感情，共同祭祀，增进团结。如江西人信奉许真君，所建会馆为万寿宫；山西人信奉关帝，所建山陕会馆为关帝庙；怀庆药商信奉药王孙思邈，所建怀庆会馆称药王庙；木匠信奉鲁班，所建木业公所称鲁班阁；鞋匠奉孙膑为始祖，所建鞋业公所称孙祖阁；白铁业以李老君为行业神，黄州帮所建白铁公所为老君殿；拆药帮以神农殿为集会之所……
荷兰人拍摄的江西会馆
建有书院的公馆公所则以书院命名，如阳明书院即绍兴会馆、钟台书院即咸宁会馆、新安书院即徽州会馆、凌霄书院即粮行公所、三才书院即命理公所、琴溪书院即川邑正记船帮公所。
新安书院，徽商在汉口的宏伟地标
走过数百年时间，曾拥有349所会馆公所的武汉三镇，如今仅剩宁波会馆、江苏会馆、匹头公会会所、平江会馆、太平会馆、长郡会馆等旧址，新安书院、万寿宫也分别只遗留一堵墙低喃当年的荣光。
宝庆帮的“争码头”理念码头实际是帮派的象征，这以宝庆码头、咸宁码头最为典型。这两帮人都是以宝庆咸宁两地人清一色的组织，商户、船帮、码头夫皆属一个帮口。倘若遇到外帮人前来抢运，或在他们的码头起卸，不由他们包运，那就必然大打出手，一定要争赢才罢休。
宝庆码头地处汉正街东、长江和汉水交汇
汉口的宝庆码头，就是湖南的宝庆帮硬是用武力打出来的。宝庆府五县（新化、邵阳、武冈、新宁、城步）物产丰富，清朝嘉庆年间宝庆府的船民们由资水经洞庭湖达长江，至汉口，以煤、锑、铁、竹木输出为主。船上的水手，大多留在汉口在码头讨生活。一些发了财的船老板或船民置业定居，逐渐形成了汉口的宝庆街。
湖南毛板船
在码头生涯中，宝庆码头前期的领袖何元仑提出一套与宝庆新化民风相契合的“争码头”理论：“以礼为人，以武为帮，以智谋事。礼要服人，武要制人，智要取胜。胜者荣也，败者耻也。”他对帮众要求严格，提倡“以勤持家，以业致富，以助为乐，以学为进”，又有“惰者耻也，盗者耻也，赌者耻也，吸鸦片者耻也”的训诫。
新化传统武术流派梅山武术
宝庆人以汉口宝庆码头为中心，另有汉阳月湖堤宝庆码头，作为停船拆船的地方；鹦鹉洲宝庆码头和白沙洲宝庆码头则是他们停泊木排的地方。宝庆码头把扛码头的分作“甲班”、“乙班”、“丙班”三等工会，甲班负责行栈装卸，是重活，赚钱多：乙班装卸纸张之类，收入次之，丙班装卸煤炭，赚钱较少。甲、乙两班，须“买扁担”即购买码头工作权，入甲班须一百块大洋，入乙班须五十块大洋。入丙班不须扁担钱，还由丙班工会负责头三天的伙食。倘无不良嗜好，生活节制，宝庆码头的码头工人收入还是较为可观的。
宝庆码头
道光末年（1848年）宝庆帮在汉水岸边的板厂二巷建立了五层楼的宝庆同乡会馆。当时宝庆码头一带已聚集了数千人，何元仑因能文能武，又有40多年争夺码头的经验被推举为宝庆会馆首任会长。在宝庆会馆下属组织中，“应山会”经营各项帮有产业，管理包括争码头的费用在内的公益经费，扁担钱是工会基金，械斗、诉讼的费用从中支付；甲、乙、丙三班工会事实上是分工与待遇有别的码头夫行帮组织；宝庆码头的大小头佬及骨干码头夫加入青、洪帮，是制止外来青、洪帮的侵扰以及充任打码头的主力，具有类似纠察与保卫的职能。
1877年宝庆码头大致位置
宝庆会馆对于码头纠纷的处理，分为两种。其一是帮内纠纷，由会馆根据帮规调解或裁断。帮内纠纷不得诉诸帮外，这是共同的帮规。如张家码头、刘家寨之争。其二是解决本帮与外帮的码头纠纷。低烈度的冲突，会馆任由纠纷双方以武斗方式解决。若纠纷扩大，或涉及码头争夺，会馆即成为指挥机构，或械斗或诉讼，务求必胜。
打码头的江湖帮派
随着宝庆移民迁入汉口，当地正一道士也来到汉口。宝庆人之所以能在汉口扎下根，与当时湘籍大佬的庇护和支持分不开，同时宝庆人生性倔强，待人豪爽，共同的道教信仰让各行各业团结紧密，在精神上支撑着他们的异地创业。
新化道教中心玉虚宫
汉口宝庆码头其实是由河边码头和紧接码头的住宅区（指宝庆街）组成。1937年宝庆码头区域内人口增至四五万人，共六街八巷，比当年的新化县城人口还多，因此称宝庆码头为“新化第一县城”。
宝庆猪血丸子这样做成的
直到20世纪50年代，宝庆码头大多是木板房，人口非常密集，巷道纵横交错，街巷最宽的宝庆正街才4米宽，外人走进来，就像进了“八卦阵”，不经意就会迷路。1958年和1959年的两场大火烧掉了大半房子，重建之后的路才开阔一些。
宝庆帮与徽帮的百年争斗清嘉庆初年，湖南宝庆船民占据了龟山头斜对面回水湾码头。由于船只往返湘鄂，码头少人留守，徽帮便乘机占了码头，不让宝庆帮商船靠岸，由此引发了两帮长达百年多的码头争夺战。
徽帮与宝庆帮争斗一百多年
其时，“汉镇列肆万家，而新安人居其半”，徽人无论人力财力正值顶峰。最初，宝庆帮在纠纷中连连失利。宝庆青年船民何元仑出谋请经汉口赴京的新化籍侍读学士刘光南干预。刘运用权势，在大水巷附近河边，背靠汉水，向东、西、北连放三箭，以箭落地点为界，划定宝庆码头与宝庆帮船民居住区，由何元仑等负责看守。刘光南还亲笔书写宝庆码头的木排，插在界线上，做为界碑。
这个三箭定下“宝庆码头”的故事应该只是个传说，因为刘光南在嘉庆登基的前一年（1795年）就去世了，不可能穿越到嘉庆中叶跟青年何元仑相会的。但可以确定的是，宝庆人开始在宝庆码头落地生根，徽帮在这里没有占到半点便宜。究其原因，一是财大气粗的徽帮当时仅仅把汉口当做一个淘金之地，相互间的连接并不算紧密；二是光脚的不怕穿鞋的，宝庆人素以“霸蛮”著称，讲义气，有着楚人凡事不服输的精神，遇事容易拧成一股绳。三是宝庆人避开了徽商的盐业、晋商的典当业，以贩运木材和土特产起家，根本利益上冲突不大。
来者船只皆为利来,去者船只皆为利往
但是退出码头的徽帮并不甘心，徽商巨贾操纵一批襄阳来的白莲教船民，组织襄徽联盟，企图以武力拿下码头，几经械斗，未能取胜。咸丰六年（1856年），湘军悍将曾国荃（曾国藩九弟）应湘军将领刘长佑之邀走访宝庆码头，由宝庆帮首领何元仑款待，此事被宝庆帮称为“丙辰盛会”。不久，何元仑以七旬高龄，指挥帮众，迎战徽帮，双方血战一日，死伤二三十人，最后以徽州帮败退告终。宝庆帮趁势将上至大水巷、下至沈家庙、内至广福巷的广大区域划为本帮势力范围。1859年，何元仑死后，其弟何老三继任会长，何老三死后，由其子何汉生继任。
曾国荃像，吴友如绘《紫光阁功臣小像》
朝中有人好做事，宝庆帮和徽帮都有军政大佬做“后台”。如新宁江忠源在咸丰六年任湖北按察使，益阳胡林翼在咸丰六年任湖北巡抚，湘乡曾国荃在同治五年任湖北巡抚。徽帮方面，合肥李鸿章在同治八年任湖广总督，李瀚章在光绪六年任湖广总督。
李瀚章、李鸿章兄弟都曾拜在曾国藩门下
光绪八年（1889年），徽帮向湖北布政使蒯德标（李鸿章同乡兼亲家）告状，蒯批转汉阳代理知府程庆煌审理，程收受了徽帮一千两银子后，命公差先拆房屋后赶人，结果公差被宝庆帮痛殴。当时何元仑的孙子何征辉为宝庆会馆的会长，在他的策划下，宝庆帮成员彭澧泉出谋向布政使揭发程受贿，蒯德标即嘱程慎重审理。程审案时，想了一个狠招，将一双练武用的铁靴烧红，规定两帮中人谁先穿上铁靴走三步，码头即归该帮所有。宝庆帮的一个理发匠穿上铁靴走了五步后倒地。程随即将码头断归宝庆帮，同时宣布宝庆帮殴伤公差，将彭澧泉收监顶罪。彭死狱中后，宝庆帮特意在现公坪巷25号修建了彭公祠纪念两位“死士”。
曾经人声鼎沸的宝庆码头河滩
被逐出宝庆码头的徽帮从来就没有放弃对宝庆码头一带地盘的觊觎。此消彼长的争斗，一直延续至２０世纪４０年代。抗战胜利之后，宝庆码头一度成为招商局和民生轮船公司的停泊码头。为夺回被他人“侵占”的地盘，宝庆会馆效前辈何元仑故事，拎着重礼拜访驻扎在武汉的国民党７３军５５师师长、湘籍新化人梁子禄。国军师长调来他的机枪连，在宝庆码头周边架上轻重机枪。慑于其威势，非湘籍船舶只好乖乖地离开了宝庆码头。
招商局由李鸿章于1873年创建
1927年1月，汉口群众在江汉关前的码头集会庆祝国民政府迁都武汉，英租界水兵用刺刀驱赶人群，造成了一名海员死亡，30余人受伤。在现场的码头工人用扁担、杠棒与英兵的枪杆对打。两天后，以码头工人和海员为主力的武汉市民推倒铁丝网、沙包等障碍物，冲进英租界，迫使1963年就来汉口打码头的英国人将租界交还中国。
1927年江汉关.赤都武汉收回汉口英租界
如今的“宝庆码头”，木板房早已成了砖瓦房，争夺码头的“武打”场面也成了传说。不过，走在汉口的街巷中，人们还是不时能听到浓浓的湖南新化方言，汉正街上绝大多数老居民，三分之二以上是当年宝庆府新化的移民。2014年起，宝庆码头居民区开始拆建，汉江边码头河水滔滔，觅不见当年旧颜色，但当年打码头的“狠气”早就融入武汉人的个性，暴躁又亲切。
宝庆社区758小区
随着时代的变迁，这种别样的江湖狠气已升华为“敢为人先，追求卓越”的武汉精神。无论你来自哪里，只要你敢拼敢做，就一定能在武汉这片“江湖”里出人头地、安家立命。一如当年打码头的前辈一样，心若安定，哪里都是故乡。